工作第一年就被外派到赤道几内亚，加上中途回国休假了一个半月，至今已经过了21个月。来之前有一个朴素的预期：从中国到一个更不发达的国家，人民币的购买力应该会水涨船高——毕竟许多美国人退休后卖掉房子去东南亚养老，就是这个逻辑。
但实际情况大相径庭。中国人习惯的饮食和生活方式，在这里的成本至少是国内的两倍。那些从浙江、福建来的华人老板，开超市、开五金店、开修车铺，赚得相当可观——最典型的案例是一家人开了超市，半年后开了分店，利润翻倍。
如果能融入当地，按当地人的方式生活，成本自然能降下来，但这个难度不亚于把习惯了城市的人重新送回农村。在赤几的第一年，我把西语练到了A2，基本能覆盖日常对话。有一次问公司里一个开了多年车的司机，为什么当地员工每次发完工资很快就花光了——他们是月底发薪，但每次假期结束后他都来找我借钱。他说家里有四个孩子和老人要养，而且赤几土壤条件特殊，蔬菜无法本地种植，菜市场的菜全部从喀麦隆进口，生活成本因此居高不下。医疗也是同样的处境。生活成本像引力一样，平等地压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身上。
当地的传统食物叫 yoga，用树叶包裹木薯根发酵而成。一次外出，司机在路边买了两份，500郎，人民币六块左右。那个气味让我难以接受，不过想想国内某些重口味食物，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——只是我不会去尝试。
医疗是更复杂的话题。免疫系统是在一次次接触病毒后逐渐建立起来的，在良好医疗条件下成长的人，到了这里会面临一段真实的适应期。这一点在和长期驻外的同事交流后得到了印证：有人喝了山里的水，身体不适持续半个月，不得不回国就医；有人吃了街边食物，肠胃受到严重损伤。身体对环境的记忆，比人自以为的要脆弱得多。
因为工作性质，两年里我搬了五次家，经历了四个项目。行李被迫精简到极限：书包装电子设备，一个箱子放衣服，一个箱子放生活用品。这种状态让我对每一个住处都产生了一种疏离感，好像只是借住，不是真正在生活。每次去别的同事房间，看到他们房间里积攒的各种东西，总会有些羡慕。有一次下班回来，看到隔壁师傅在门口放了盆栽，那一刻确实被触动了。
人需要给自己的生活留出一块自留地。不能把对生活的全部支配权都让渡出去。那些精心打理花园的人，那些在出租屋里摆满书和植物的人，他们在用某种方式抵抗生活被完全占据的状态。这些东西里有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那就够了。
